这多赚的二十文，需要东南付出代价，但总归是一种开源行为，民间的反对声音一下就少了许多。
这其中的道理，前宋的统治者们当真不懂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只是前宋统治者们的眼中，东南就好比一个会赚钱的儿子，天然地就该为这个家庭付出更多，不但不能当家，还不能分家，更不能插手家中事务。
王伦也不允许东南这个“儿子”插手事务，但朝廷这个“父亲”允许“儿子”去赚更多的钱，也愿意听取“儿子”的一些意见，这总归是一种进步。
这一次御前会议结束后，《民报》便堂而皇之地刊登了朝廷打算发行“波斯券”的政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这让沿着已经通畅的丝绸之路跑到开封府做生意的波斯商人们大惊，联名求见鸿胪寺，鸿胪寺的官员接见了他们，表现得很是傲慢，表示你们没有看错，朝廷就是准备打你们，因为你们不听话！
前宋由于五代的乱世，导致统治者们要压制武夫，这个行为本没有错，但错就错在“过犹不及”了，对武将打压过度，导致前宋对外武功不行，继而引发了中原王朝的内向。
汉唐时期积极的对外开拓精神，到了前宋就变得保守起来，王伦需要扭转这种精神状态，让汉人重新找回那种睥睨天下的自信和雄壮。
所以他解开了对武将的部分枷锁，重新以军功爵位制度为鼓舞，让汉军再度表现出了一种昂扬向上的姿态，比前宋更加富有侵略性。
前宋的文治昌盛，经济贸易极其发达，当新汉继承了这一切，开始文武并重，用两条腿走路时，那个曾经称雄亚洲的中原王朝就再度苏醒了过来。
面对鸿胪寺官员傲慢而且无礼的发言，波斯商人们内心很是苦涩，作为商人，他们对中原王朝的繁华与强盛远比那些呼罗珊地区的波斯大地主们更加了解。
实际上许多来华的波斯商人们，都想要留在中原，争取获得一个中原户口，从而成为汉人的。
这并非没有先例，晚唐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花间派”，其中就有一位李珣，祖上是波斯商人，来华后就此定居于蜀地，李珣因此也被称为“李波斯”。
“花间派”的词作大多婉丽绮靡，但李珣的词风与韦庄相近，很是清新，一点儿也不艳俗，朝廷翰林院编撰《全宋词》，李清照就认为晏殊的词风颇有李波斯的几分意像。
这不是说晏殊不如李珣，而是说那种“清新”之感，五代宋初的这种风格，可以看作是对李珣的一种延续。
受中原影响，这些波斯商人们也会汉语，甚至也学着李珣作汉词，现在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已那些远在呼罗珊与花剌子模的老乡们，行为是多么可笑，简直是井底之蛙一般。
朝廷的态度如此，显然不是一群波斯商人能够影响的，于是在收到了鸿胪寺明确答复之后，旅居开封府的波斯商人们一合计，便请求获得购买“波斯券”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