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宋时期平均每年新铸铜钱货币大约在百万贯的规模，巅峰数字出现在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期间，为了适应民间对货币的需求，前宋一年之内铸造了五百万贯的铜钱。
宋仁宗时，朝廷就在益州成都府设交子务，由官方发行纸币交子，但准备金只有发行量的不到30%，超发很严重。到了赵佶时代，这位喜欢改各种名字的皇帝，将交子改为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于是滥发更加严重。
到了王伦取代前宋建立新汉，赵佶留下的诸多烂摊子之一，就是货币的发行问题。
度支司曾经做过统计和估算，前宋时期的民间铜钱、纸币等货币的流通量大约在两亿贯左右，也就是说，单从纸面上的数据，前宋的货币属于超发状态。
但是有趣的来了，理论上前宋发行的货币累积，是足够民间贸易流通使用的，但前宋的钱荒现象却极其严重，导致民间以物易物的情况很是常见。
原因何在呢？在汉军消灭了金国、夺取了被金国抢走的辽国诸多官方文字记录后，度支司发现了诸多内情。
辽国发行的货币极少，国内铸造的货币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使用的主要是宋钱，还有大量五代、唐朝时期的铜钱，大约只占流通量的不到百分之五。
于是前宋铸造的铜钱大量外流，不但辽国，就连西夏、大理、大越李朝甚至日本等周边国家，都纷纷进口大量铜钱。
前宋每年外流的铜钱究竟有多少，官方也无法确定，所以新汉的度支司只能做个估算，至少五分之一的铜钱外流。
不过这个数字在东征军占领了日本九州岛后又做了修定，因为东征军在九州岛发现了一个现象，日本倭人使用的铜钱，高达80%都是前宋流入的。
也就是说，前宋国内货币流通量在两亿贯以上，但外流的铜钱，差不多超过五千万贯，因为岳飞领兵重返西域后，居然在萨末犍城也发现了这里的商人有使用宋钱的习惯。
除了铜钱大量外流，由于前宋不抑兼并，土地高度集中，于是财富也高度集中，当初汉军进入江南，打击士绅，发现不少官员士族之家私藏的铜钱等，普遍都在一两百万贯的规模。
所以新汉开国以来，王伦首先发行了洪武通宝，以新钱的方式将大量旧钱、民间私铸铜钱回收重铸，又以宝泉司取代交子务、钱引务，设置钞本，大致以一比一点一的比例，发行了洪武交子。
通过对商业行为、赋税征收的规范，用了十余年时间稳定了国内的两种法定货币的发行量，同时积极引导天下富户投资各类作坊，让民间藏钱尽可能流动起来。
但洪武通宝毕竟仍旧是铜钱，而铜的用处范围广，比如朝廷需要铸铜炮，民间要使用铜镜、铜盆等各种铜质生活用品等，所以王伦迫切想要建立以白银为货币的体系。
以白银为货币的好处在于，银币的适用性比铜钱更加广泛，就好比丝绸之路，虽然西夏商人将前宋发行的铜钱带到了西域，但沿途的贸易仍旧是以物易物的形式为主。
这就涉及到各地的货币使用习惯、各国发行货币的方式、铜钱的有限适用等诸多原因了。